李殿仁：人民艺术家贺敬之 -凯发k8国际首页登录
到今年11月，人民艺术家贺敬之同志已进入期颐之年，其创作也走过85年的不平凡历程。值此重要时刻，润为会长召集我们举办座谈会，总结贺老的创作经验，我举双手赞成。今年又恰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我们正好借这次座谈会，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回顾贺老的创作历程，总结贺老的创作经验，以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
前几天我去看望了贺老，看到他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甚为高兴。除了耳朵有点背，思维清晰、谈笑风生，令人敬佩不已。
各种媒体对贺老评价的称谓很多，如“杰出作家”、“文学泰斗”、“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开创中国文学新局面的先锋者”、“真正的无产阶级大诗人”、“优秀共产党员”、“文艺战线的领军者”、“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等等。首先声明，这些称谓我都赞成，但我更看重人们称他为“人民艺术家”。贺敬之的作品、理论、做人做事都是以人民的立场，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感情，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的所思所想、所企所盼为着眼点和落脚点。一句话，他的全部思想感情都融入了人民，所以人民也就接纳他、喜欢他、敬重他、护爱他。
第一，贺敬之为人民创作了大量的高质量的经典优秀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说：“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我也和许多人一样，开始并没有见过贺敬之同志。首先打动我的是他的作品，读了他的诗《回延安》，听了他创作的歌《南泥湾》，看了他执笔的歌剧《白毛女》，很受感动，打心里敬重他的才华。继而读他的文章，学习他的文艺理论，觉得这个人了不起。后来又见到本人，经过交谈再读他的作品论述，敬重之情油然而生，这不就是古人讲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榜样吗?我是一名军人，虽然不懂文艺，但从一个普通读者角度认为贺敬之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大家，因为他“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习近平总书记语)。贺敬之的作品思想性、艺术性、人民性、时代性都很鲜明，耐读耐品耐琢磨，给人以灵魂的净化、觉悟的提高、认知的升华和艺术的享受。我很赞成张器友同志关于贺敬之创作道路上有三座里程碑的判断。第一座是延安时期他同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第二座是新中国成立后创作新诗集《放歌集》;第三座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作的新古体诗《心船歌集》等。这三座里程碑都是划时代的标志性作品。
第一座里程碑是延安时期的。他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坚定树立了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根本立场、根本态度、根本感情。这期间他创作的作品充满了革命激情、战斗氛围、人民情感，让工农兵成为作品的主人翁，开启了文艺为人民、写人民、歌颂人民，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局面。像《南泥湾》、《翻身道情》、《白毛女》等成为唱遍祖国大地，代代传承不衰的经典。从各级舞台到田间地头、军营哨所，都能听到《南泥湾》、《北风吹》的歌声。仔细想想，近代史上有哪一个作品像贺敬之的这几部作品那样传得广、传得远、传得久，能引起大家共鸣?连乡村妇孺都能哼上几句，这就是经典的魅力、高峰的风光。
第二座里程碑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贺敬之以饱满、深厚的激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歌颂这个时期的英雄模范人物。像《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等，歌颂劳动、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生动场面，给人以光明、给人以勇气、给人以信心、给人以无穷力量。他写道：“在节日里，/我们的党/没有/在酒杯和鲜花的包围中，/醉意沉沉，/党，正挥汗如雨!/工作着——/在共和国大厦的/建筑架上!”作者笔端共产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朴实而伟大。《雷锋之歌》深刻地回答了“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么行”的问题。贺老写道：雷锋军衣的“五个纽扣后面/却有：七大洲风雨/亿万人民斗争”，让人们看到一个立足本职、放眼世界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桂林山水歌》写道：“塞外的风沙呵黄河的浪，春光万里到故乡”，“汗水挥洒彩笔画，桂林山水满天下”。贺老心底干净、目光如炬、慈善朴素，所以总是看到人间最美的东西，即使在困难时期也能看到光明，因而他总是歌颂光明积极向上，给人以勇气和力量，所以他的诗被人们广泛传颂，有的印成书写成贴，还有的刻成碑，供世人瞻仰传播。
第三座里程碑是改革开放时期的。这些作品记录了诗人的历经沧桑，凸显了他的泰岳高风。如果说贺敬之的第一座丰碑是在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基础上，实现革命性的跃升，开创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的新境界，第二座丰碑是在前进道路上高歌猛进，为社会主义革命者、建设者，为党、国家和人民加油鼓劲，在第一座丰碑基础上再创光辉，那么他的第三座丰碑则是在变革复杂的新形势下的坚守、探索和守正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求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贺敬之文艺创作的第三座丰碑集中反映了这一伟大思想。这里有个大背景，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进入低潮。国内开启改革开放，国际社会呈现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特点。中国和世界都在谋求变革，当然文艺战线也不会平静。这个时候首先要改革开放，不能封闭、不能僵化，同时也面临用什么思想指导改革开放和怎样改革开放的问题。党中央提出了“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坚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贺敬之不愧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艺术家。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臣。一向乐观向上的贺敬之开始了新的思考，泰山崩于前而心不惊，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正像他自己说的：“比起以往来，我更为自觉地注意到不仅见喜，也要见忧;不仅见此，也要见彼”。这个时期他的作品，主要反映他对时局的判断，清醒的头脑，忧愤深沉，慷慨悲凉，又不失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如泰山志坚不移，如江河奔流不息，“乱云飞渡仍从容”。写富春江，“一滴敢报江海信，百折再看高潮来”，直面当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实际境遇，同时又坚信由低潮到高潮不可阻挡。写泰山，“几番沉海底，万古立不移。岱宗自挥毫，顶天写真诗”，“暗云何能损泰岳?到此亲眼识泰山”，中华民族的气概如泰山顶天立地，何惧云遮雾罩，风吹雨打。写嘉兴南湖，“念神州，心千结——此船应无恙：勿迷航，莫偏斜;当闻警排险，岂容自损身，暗沉不觉?”字里行间忧党忧国，警示世人，不忘初心、保持本色。他写蜀国败亡，“乐不思蜀悲阿斗，新喜新忧感非昨”，借古喻今，捧心告警。他在《归后值生日忆此行两见转轮藏》中高歌抒怀“三生石上笑挺身，又逢生日说转轮。百世千劫仍是我，赤心赤旗赤县民”，说出了自己一生的重要体会。
贺敬之的作品思想深邃，意境广远，语言朴实，文字优美，读来朗朗上口，明白晓畅，细想顺理通玄，循情抱德，吐纳风云，撼动乾坤，无愧于文学泰斗、大写之人。
第二，贺敬之对党的文艺思想理解透彻、贯彻坚决，有自己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贺敬之同志经历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一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且一直战斗和工作在文艺战线，从一个热血青年一直做到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在这个不平凡的战斗里程中，他认真学习和实践党的文艺思想和方针政策，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文化思想，他都联系实际、认真思考，形成了自己全面系统的理解和认知。
根据他的表述大致可分四个方面：
一是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毛主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贺敬之自觉地把“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贯彻到文学活动全过程。他在诗里写道：“这里/没有桂冠。/在今天/诗/，从绣花的笼子里/走出来。/正如/我们重新解释了人，/诗，/我们的定义——诗是工作。诗人和他的诗，就是/工人和他的铁锤;/就是/农民和他的镰刀/;就是战士和他的枪”。他多次强调：“诗，必须属于人民，属于社会主义事业”。贺敬之的创作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实践都是以人民为描写对象，同人民一道感受生活，为人民抒怀、为时代放歌。歌剧《白毛女》就是体现人民立场的光辉范例。据贺老回忆，“认识与表现这一主题是经过了一个不算太短的过程的。才开始，曾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神怪’故事，另外有人说倒可以作为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写。而后来，仔细研究了这个故事以后，我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没有意义的‘神怪’故事，同时也不仅把它作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处理，而是抓取了它更积极的意义——表现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人民的翻身”，也就是把杨白劳、白毛女这样的劳苦父女当成作品主角，写他们被恶霸地主黄世仁欺压盘剥，用“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故事教育更多劳苦大众，使他们惊醒起来、感奋起来，团结斗争，解放自己。贺老多次提到“艺术为群众服务，反映群众、服务群众，群众是主角，是鉴赏家，是批评家，有时是直接的创造者”。他的《八一之歌》写道：“我们的军队/永远在党手里!/我们的党/永远在人民心里”。《放歌集》中还有“在每一平方公里的/土壤里，都写着：我们的/劳动/和创造”。贺老强调，“为人民服务，这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唯一宗旨”，“离开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工作难道还有其他目的么?没有，这是我们唯一的目的”。在贺老看来，“社会主义诗人的才华只有在人民中才会焕发光彩。才华是很脆弱的东西，它只有在为人民歌唱中才能青春永驻”。“人民至上”、“人民主体”、“人民本位”、“以人民为中心”、“心向人民”、“歌颂人民”等等论述，在贺敬之的讲话和作品中比比皆是，可见人民至上是贺老文艺思想的主线、作品创作的核心。
二是歌唱时代。贺老反复强调，“诗，像所有文艺创作一样，应当与时代同步，和人民同心，应在多样化的发展中唱响时代的主旋律”。“从生活底层踏上精神高地，为弱势群体唱出时代壮歌”。“拨乱反正的目的，真正在更本质的意义上和更高的境界中，使诗真正属于人民、属于时代”。社会主义诗歌实质上就是人民诗歌，不过它不是一般性的同情人民的诗歌，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高尚的美学意涵。贺老说，“创作题材，主题都是广阔的，但有个如何把握时代脉搏的问题，时代也像人体一样，有主动脉，也有微血管，从心脏和主动脉里流出来的东西跟从微血管里流出来的毕竟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是首先要表现时代的主要潮流。其实就是表现微血管，也应当感受到心脏和主动脉的搏动”。贺老还说，“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有价值的作品和最值得肯定的大作家、大诗人，都是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命运呼吸相通、血脉与共。只有这样历史才会承认他们的价值”。贺老举例说，“屈原的《离骚》，仔细推敲起来，也有概念化的重复的句子，但都是传世的伟大作品，因为他毕竟反映了那个时代深刻的现实矛盾和人民的情绪、愿望、理想”。他再三强调：“社会主义文艺如果不更多地表现我们这个时代和人民中创造历史辉煌壮举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那么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特征就不明显了。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那个时代都呼唤着要写无产阶级英雄，写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三是遵循文艺规律。贺老借鉴毛主席研究战争规律的思维方式，既要研究和掌握世界文艺史的一般规律，又要研究和掌握无产阶级文艺的特殊规律，更要研究和掌握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发展阶段的具体规律。他说，“人类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有共同的规律，但无产阶级文艺、社会主义的文艺，除去共同规律以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这个规律是由它的方向、内容和目的规定的，而这和旧时代比起来就有了它一系列新的观念，历史上别的时代、别的阶级从未有过的新观念”。他在多种场合阐述了这些规律的内涵和外延。它主要包括：一切文化或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观点;文学艺术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观点;在文学艺术领域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观点;关于坚守人民性和社会主义倾向性的观点;关于革命文学就是生活本身，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的观点;关于把人民本体、时代特征和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关于创作要主观和客观相统一，思想和感情相融合的观点;关于要和人民一起解放思想的观点;关于中国文艺要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继承传统、学习外国要立足当代的观点;关于中国歌剧要贯彻周总理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总要求的观点;关于我手写我口，表达真感情，做到真、亲、新、深、心的观点;关于既要颂扬真善美又要鞭笞假恶丑的观点;关于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人民艺术家的观点，等等。
四是在实际工作中要把握好几对关系。比如，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贺老认为，要求一切文艺现象完全从属于政治，甚至具体到从属某个具体路线，是不适当的;但是另一方面，文艺不能脱离政治，这是客观规律。对无产阶级文艺家来说，要求他自觉地能动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并没有错。总之，既不要把政治庸俗化、概念化，也不能脱离政治脱离人民。再如，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关系。贺老认为，各种形式、题材、体裁、风格、流派的作品都需要，只要不是不健康的，更不是反动的，都需要。它们可以互相补充，有主旋律还要有次旋律，有主调还要有副调，才能组成交响乐。要把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与“二为”、“双百”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发展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再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关系。贺老说，“我们的文艺既需要革命现实主义，也需要与此密切相连的革命浪漫主义。二者绝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各自都内在地包括对方或对方的某些成份”。诗以及所有的文艺作品，必须真实地反映客观生活，同时也必须真实地反映主观感受。革命浪漫主义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指导的，它更多地表现对理想的追求，对光明和未来向往的热烈情绪。他在谈写作《放声歌唱》的动力时说，“我要写出我的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思想和感情的溶合。一个统一，一个溶合，就是强调革命浪漫主义如同革命现实主义一样都必须尊重客观实际，以真实性为基础，加之以激情和理想相融相洽，浪漫自由地书写”。在贺老文论、诗论中还有若干这类的范畴，如继承传统和弘扬时代精神的关系，学习外国经验和坚守民族风格的关系，支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见喜见忧、见此见彼的关系，尊重格律又不同旧体的关系等等，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总之，贺敬之的诗论、文论、艺论是完整的、成体系的，见之于他的讲话、文章、专著、文集和各个时期的作品中，是我们学习把握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领袖人物文化思想的重要参考教材，也是我们了解认识贺老作品、人品的重要依据。
第三，贺敬之为人正派、品格高尚、是人生楷模。
作品反映人品，文章代表境界。贺老创作出如此质量高、数量多、影响大的文学艺术作品，写出如此精辟的文学艺术理论著作，归根结底是以他高尚的品格作底色的。
贺老具有高尚的家国情怀。贺老对看望他的人说：“一生中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两河两庄。运河养大了我，延河培育了我，台儿庄是生我的地方，士贤庄是我投身革命的地方”。1924年贺敬之出生在台儿庄运河南岸的贺窑村，其叔父取“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为其名。1938年5月离开家乡，1940年4月奔赴延安“找到了精神家园，找到了根”。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学习革命理论，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聆听毛主席关于“小鲁艺与大鲁艺”的重要讲话，使贺敬之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感受和理解，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文艺战线的先锋，创作了《翻身道情》、《南泥湾》、《白毛女》等等一系列传世播远的经典著作。他把延安比作母亲，“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他一直以“延河子”、“文艺老兵”自谓，成为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典范。
贺老具有纯洁的党性修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贯保持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纯洁之心。首先是从不跟风，保持共产党坚定的人民立场。所谓的“左”派说他右，真正的右派又说他“左”，其实贺敬之站在原地没动。是有的人自己的立场站歪了，看人看事就片面了。在1983年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和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场大的斗争中，贺敬之同志都旗帜鲜明地坚持了真理，抵制了谬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抵制和批驳了自由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倾向。虽也被人误解甚至中伤，但他始终“坚定地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进，这是我们唯一的正确选择”。其次是言行一致，终生不忘初心。贺老总是以“毛泽东同志的同时代人”，“和我们的毛主席一起呼吸而自豪”。他庄严宣誓：“生，一千回，生在中国母亲怀抱里，活，一万年，活在伟大毛泽东的事业中”。他时刻警惕着敌人的和平演变阴谋，坚守着社会主义文艺阵地。那场政治风波后，有人说，苏联都解体了，东欧都剧变了，我们还能搞下去吗?坐得稳吗?贺老坚定地说：“我们是坐得稳的。正因为世界风云突变，我自岿然不动。我相信红旗还是打得下去的，我们革命文艺的红旗还是打得下去的”。再次是鲜明的是非观念。他强调，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视而不见，或一只眼睛观察，而是要两只眼睛都要睁得大大的，好的支持，错的批评，反动的批判。由此，我想到周总理为雷锋同志题词，第一句话就是要有“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读了贺老文章，我深深体会到，人要讲立场，事要分是非，共产党员要主持正义反对邪恶，决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装聋作哑，不能爱惜羽毛做开明绅士，更不能随声附和，而要像贺老那样，挺立潮头，信无稍移，明辨是非，捍卫真理。
贺老具有宽广大度的胸襟。首先是讲究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反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为了把改革开放搞得更好，为了实现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正是从这种初衷出发，他一方面积极引导人们正视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思潮的存在，同时又充分注意把认识问题、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他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目的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些虽然和自由化问题有关，但不直接表现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问题。这类错误观点多半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下出现的，并且又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提供“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对待思想问题必须采取不同于对待政治问题的方法，而是运用说理的疏导的、团结和教育人的方法”。“整顿不是为了整人，而是为了文艺繁荣”。“既然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就要通过理论探索和争鸣来解决，有不同看法，也可以进行反批评，但目的要明确，是为了分清是非，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贺老待人处事都是本着“既要弄清是非，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进行的。其次是开放包容，综罗百家。在坚守阵地的同时，对外来的古代的优秀文化都要有选择地吸收借鉴。他提出，“诗像其他所有文艺创作一样，当然是多样化全方位开放的，因而文化行政部门必须坚持不懈地贯彻‘双百方针’和改革开放的方针。必须支持和鼓励一切向外国包括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有益成分学习”。“真正的艺术民主，不仅允许和鼓励形式题材、风格多样化，也允许和鼓励思想内容百花齐放”。“人民之情人民之事是丰富多彩的，国家大事、生活小事、历史事件、神仙鬼怪、风雨雷电、花鸟鱼虫……都可以而且也必然流贯人民百姓的喜怒哀乐，都可以在诗歌琴弦上弹奏出来”。“题材应当无限广阔”，提倡“我心灵的门窗向四方洞开”。同时，他还积极扶持新人新作，对一些后起之秀给予关怀和支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一生谦虚谨慎、勤奋好学，居功不骄傲、委屈能求全。前几年有人拿歌剧《白毛女》的著作权和署名做文章，贺敬之则泰然处之。沸沸扬扬之后，真相大白，人们对贺老更加敬重。贺老作为“七大”献礼剧《白毛女》文学剧本的主要执笔者，一直尊重历史事实，从不认为歌剧《白毛女》是他个人的著作，反复申明那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在贺老文集中我们看到的署名就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集体创作；编剧：贺敬之、丁毅（执笔）；作曲：马克、张鲁、翟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而且早在1952年，贺老和马可在《白毛女·前言》中就说明：“邵子南同志，他是这一剧本创作工作的先行者，他曾写出了最初的草稿，虽然，以后这个剧本由别人重写，但他的草稿给予后来人以极大的启示帮助”。周巍峙同志曾谈到：“白毛仙姑”第一稿是邵子南独自创作的。试排第一场，进行讨论，但后来因创作思想不一致，邵子南退出创作组，声明这以后的《白毛女》的歌剧创作和他无关。周巍峙说：“贺敬之和丁毅在张庚同志领导下，对《白毛女》重新进行结构重新进行创作，不是根据邵子南剧本改编的”。注意，这里申明的是重新结构重新创作而不是改编。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贺老并不在意，而且支持就此开专题讨论会，展开调研和讨论。后来证明，那些拨弄是非的人是自讨没趣。
贺老具有求实朴素的作风。他的创作并非闭门造车，而是深入实际的基础上进行的。为了写好《白毛女》，他多次深入群众了解当地老百姓的口述传闻，并结合小时候家乡一村姑受欺凌的故事，才写出那么动人的歌剧。他运用延安地区信天游的歌谣，完全是人们听得懂信得过的语言，北风吹雪花飘，扎红头绳，贴门神都是从生活中来从群众中来。他为写《南泥湾》，亲自到了359旅同官兵一起开荒种地。他经常深入到田间地头、农村滩头、工厂码头、边防哨所等，了解人民、歌唱人民，为人民所喜爱。他的工作作风扎实求实，生活作风简单朴素。记得有一年我去看望他和夫人柯岩同志，当时保姆同志手拿着一个刊物的照片说，你们看看爷爷(指贺老)的毛衣是破的。我一看，贺老毛衣上果然有一个大洞洞，可见其生活是多么不讲究，那可是登在画报上的照片啊!贺老外出，轻车简从，从不搞特殊化。家里除了书籍、报刊杂志，并没有什么豪华家具。什么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请客送礼跟贺老从不沾边。朋友来往，就是思想交流、诗文切磋、见闻共享。贺老是一个心底无私的人、光明磊落的人、博学多识的人、慈祥厚道的人，可亲可敬。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他，可以政治上诬扣帽子，工作上浑找茬子，唯独在道德品质上找不到他的毛病。一个长期在文化战线上工作的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其润如玉，清清白白，身心健康，百岁仍葆青春，堪称人生楷模！
纪念贺老百岁诞辰，重温他的经典大作、文论诗论，回顾他的奋斗历程，学习他做人做事，最终要落实到以贺老为榜样，安排好自己的人生上，也就是要像贺敬之那样忠于党忠于人民，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干好本职工作，为文化强国、复兴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用我为贺老写的一首诗结束我的发言：
恭贺贺敬之老百岁华诞
追求真理别家乡，奔向延安追旭阳。
战场挥刀冲险阵，文坛舞墨著华章。
南泥湾里鲜花放，歌剧场中经典扬。
但见丰碑天地耸，童颜鹤寿福绵长。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红色文化网”）